中塔塔罗网

标题: 中国古代占星术之考究 [打印本页]

作者: 阿育王 时间: 2006-1-19 15:23
标题: 中国古代占星术之考究
中国古代占星术之考究 二十八宿在黄道与赤道的座标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今戌宫春分点的位置是在壁宿附近。宋代曾经测定星宿，制成天文图。当时的春分点是在奎宿三度。黄道十二宫随着春分点移动的结果，造成岁差的现象。 　　岁差的形成的由于：地球的转动犹如陀螺的转轴晃动，这种旋转需二万五千八百年左右环行一周；以圆周三百六十度除以此数，得五十秒。因此春分点在黄道上每年向西移动五十秒，这种现象叫做岁差。《甘石星经》有冬至点(丑宫)在牵牛初度之说。根据岁差来逆推，可知最早二十八宿是制定于纪元前四百年战国时代。 　　中国占星术的论命与推运皆以二十八宿为准。《果老星宗》卷三张果与李之问答有如下一例：“先生因取王勃命示之。勃命坐翼。水退朝阳于轸，木作援。又滋培奎壁之次。故其人秀而善属文。以名立身，以名败身。金曜斗。行井木，对照受伤。孛罗一锋一双，互争胜负，恶死无疑，子其待之。 　　这些恒星二十八宿，大多是暗星，只有角宿是一等亮星。根据近年来占星家的研究，发现对命盘作用最大的是那些亮度最大又接近黄道的恒星。每颗闪亮的恒星就像太阳一样能自行发光。我们将肉眼能够看到最亮的十几颗星叫做一等星。这些亮星发出的光芒，对人的出生命盘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除了黄道以外，在北天极附近的三垣也有许多恒星。在紫微垣内的勾陈就是现代的北极星。值得一提的是坊间流行的“紫微斗数”，有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和破军星。概括根据《中国天文学史》一书考证，这些都是梵文译音，出自唐僧一行(张遂)译述的《梵天火罗》。它们其实就是大熊座的天枢、天璇、天权、玉衡、开阳、摇光等北斗七星。根据翻译的佛典，印度以北斗为镇将之象，它们的名称，顺次为贪狼星(欲)、巨门星(家)、禄存星(禄)、文典星(文)、廉贞星(正)、武曲星(武)和破军星(军)。这些北斗七星与黄道近乎垂直，离黄道十二宫甚远，因此在占星术中没有作用。 　　恒星的作用，大体来说，是增强命盘上行星。举例来说，命盘上木星若与轩辕十四同度，则益增其辉。土星若大陵五，一生凶灾连连。恒星同命盘，人运会暴起暴跌，可使人转成巨富，亦可使人妻离子散。公卿王侯、贩夫走卒之别，就在于命盘的恒星。 　　中国占星术由于历代战乱纷纭，测候失传，行星的观测欠准，因此连推运也仰赖二十八宿的度，再掺杂一些神煞的迷信成分，如今几近失传。反之，西洋占星术掌握了行星的运动规律，以行星推运，既精准又灵验。 占星是寻求星象变化与人间灾异吉祥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术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大多与占星有关。 　　在典籍中，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大东》最早记述了牛郎，织女的故事。还有先秦的《国语，晋语》，《左传，襄公三十年》等。齐甘德《天文星占》魏石申《天文》，南北朝时辑二书为《甘石星经》，记载了黄道及120个恒星，比著名的多勒米恒星表早2000年。 　　古代占星家把星辰分为三垣，四象，五纬，七曜，二十八宿。与国外分星为八十八星座有所不同。王勃在《腾王阁序》中“豫章故群，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星分翼轸”即二十八宿中的翼宿，轸宿。 　　司马迁把星象变化和人事吉凶联系起来，在其巨著《史记》中特辟《天官书》记载了当时的天文事件及与之有关的重大事件。后代史书承袭《史记》体制，均设天文志。如《后汉书》，《晋书》，《新唐书》等。 　　《晋书》载：扬州刺史陈徽问吉凶于戴洋，洋道：灾或（即火星）入南斗。八月暴水，有军西南来。”至八月，水灾果现。张昌部将石冰自荆州来犯。占领扬州。洋又言：视其云气四月当破。次年四月（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石冰被杀。 　　五星连珠。占星家认为，有德则庆，无德则殃，非福即祸。明郎瑛《七修类稿，天地类》载：五星聚房，殷衰周昌，五星聚箕，诸弱齐强，五星聚井，楚败汉兴，五星聚尾，安史之乱，五星聚奎，大宋开世。 　　文学作品中的如〈三国志〉〈玉壶清话〉等也有类似记载。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易经）占星术玄奥莫测，极为独特，大多涉及天灾兵乱，将相王侯。不仅促进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还推动了古代“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精神思想发展。 一导言 　　从中国古代文明确立之时起，天学就一直被天子所垄断，是皇家的禁脔。据《国语》《山海经》等古书记载，在远古的少嗥氏时代，天下混乱，人与神都混杂不分，人人都搞起与上天沟通交往的巫术，于是颛顼帝采取断然措施，命令专门官员掌管天地之事，这就是所谓的"绝地通天"的传说。其最主要的意义是断绝了平民与上天交通的权利，这种权利从此以后就由天子垄断起来，只能由王家的专职巫觋去施行。 二专职天学机构及其日常工作 　　既然天学为天子垄断，很自然，天学机构及其直接象征观象台（类似于现代的天文台，当然用处不一样）也为皇家独占，其他任何地方政权或个人都不能建立，否则就是"犯上作乱"的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犯法。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以找到一个例外，即北齐的张子信，他可能趁中原长期战乱时在海岛上建立过一个小型天文台，并取得了重要成果。这或许是中国古代唯一可与西方私人天文台相媲美的例子。历代天学机构名称及主要负责人官名变动沿革如下： 秦太史令 西汉太史公太史令 东汉太史令 魏晋南北朝太史局；太史 隋太史曹太史监；太史令 唐太史局浑天监浑仪监太史监司天台；太史局令浑天监太史监司天台监。824人 宋司天监太史局天文院；司天监太史局令 辽司天监；太史令 金司天台；提点司天监 元司天监回回司天监太史院；提点司天监太史院史。259人 明钦天监；太史令监正。41-23人 清钦天监；监正。154人 　　与现代社会中天文学家的身份截然不同，古代皇家天学机构的负责人及其属吏都是政府官员；天学机构则是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门，通常在地方上没有常设的下属机构和人员。有时为了特殊的观测任务，则委派临时人员，元明两代例外。不过这个部门在理论上的品级却一直不太高，最高时在唐代，曾达到三级左右，最低时在五品左右。天学机构的工作人员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世袭的天学官员，二是从社会上招集，三是本身的专门培训。 　　天学机构的主要工作如下：首先是天象的观测记录，内容有恒星位置的测定，并编制成星表或绘制为星图；日月食和掩星观测；行星在恒星背景下的视运动状况；异常天象的观测记录，包括彗星新星流星太阳黑子等。对其中的某些天象还要有选择地向皇帝汇报。其次是观天仪器的研制和管理。三是修订历法，编算历书历谱并印制颁发。 三观测手段与研习──天学仪器与典籍 　　天学仪器的出现是天文学走向定量化的必然结果，只有借助于天学仪器才能精确定量地测定各种天文数据。中国古代的天学仪器大致可分为三类：圭表、漏刻和仪象。其中浑仪、浑象两类是古代浑天家测侯和演示天象的基本仪器。 　　浑仪是测量天体位置的赤道式仪器，历代制作各不相同，但基本上是由许多同心圆环组成，中有窥管。测量天体位置是古代天学事务中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历代对浑仪的制作均是竭尽所能。浑仪何时发明，目前尚难断定。史籍中最早明确记载浑仪制作的是西汉的落下闳，随后东汉贾逵、张衡，东晋孔挺，唐代李淳风、一行，北宋沈括、苏颂等均对浑仪作过不同程度的改进，使它有利于实际观测。而元代郭守敬的简仪则是对浑仪革新的产物。 　　圭表是一种既简单又重要的测天仪器，它由垂直的表（一般高八尺）和水平的圭组成。圭表的主要功能是测定冬至日所在，并进而确定回归年长度，此外，通过观测表影的变化可确定方向和节气。 　　漏刻是古代的一种计时工具，漏是指计时用的漏壶，刻是指划分一天的时间单位，它通过漏壶的浮箭来计量一昼夜的时刻。漏刻的计时方法可分为两类：泄水型和受水型。漏刻是一种独立的计时系统，只借助水的运动。漏壶的改进是个技术性问题，但更关心这个问题的是古代的天学家，如张衡、沈括等都对漏壶的改进有过贡献。因为除日常生活中需要准确的时间计量外，天文历法中更要求有精确的时间计量系统。 　　浑象是古代浑天家用来演示天球周日运动的仪器，类似于现代的天球仪。基本结构是一个圆球，在球面上有星辰和黄道、赤道等。汉耿寿昌、张衡，三国吴陆绩和王蕃等制作过机械转动的浑象，最有名的当属唐一行和梁令瓒的开元水运浑天、北宋张思训的"太平浑仪"和苏颂等的元佑浑天仪象（现在通称为水运仪象台）。苏颂曾把整个仪象台的结构、部件的形状、尺寸等写成一份说明书《新仪象法要》。 　　中国古代最系统、最完整、记载资料最丰富的天学典籍，当首推历代官制中的天学三志：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其中有少数几种官史中这三志的名称稍有变化，但其所述内容仍与传统相符。五行志专述该朝灾异、祥瑞的情况，为各地灾异、祥瑞报告的文献汇总；律历志是关于该朝律与历的文献汇总。天文志所记录的是该朝发生的天文大事，天象记录，以及对应的星占占辞等。此外，还有重要的星占著作如《开元占经》等，官修大型天学著作如《崇祯历书》等，私家著述如明朱载育《圣寿万年历》等。 四理论基础──宇宙论与天学思想 　　《淮南子原道训》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宇宙，一般当作天地万物的总称。宇宙学就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研究宇宙的结构和演化。在中国古代，关于宇宙的结构，主要有三派学说，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此外还有昕天论、穹天论、安天论等。 　　浑天说认为，天地具有蛋状结构，地在中心，天在周围。浑天说到底是何时由何人首次提出，现在已不得而知。但作为一种宇宙学说，它的产生和发展却与一种实用的测天仪器──浑仪有着密切的关系，史籍所载明确的浑天说直到东汉张衡造浑天仪并作《浑天仪注》时才提出来。张衡的宇宙学说被后世天学家多次引用和发展，并成为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天学家公认和遵用的宇宙学说。中国古代天学家就是以《浑天仪注》中所描述宇宙模型，进行天文观测和历法推算的。以后历代历法推算方法上常有改进，但基本模型仍是少有变化。 　　盖天说是比浑天说出现更早的一种宇宙说，可将其起源、发展的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原始的形象化比喻的"天圆地方说"，没有进一步关于天地结构的定量描述；第二阶段以《周比算经》为基本纲领性文献，提出了自成体系的定量化天地结构，基本假定是天地平行，其间相距八万里。盖天说家以此解释天地结构和天体运行，并进行定量描述和计算。 　　宣夜说认为天是无限而空虚的，星辰就悬浮在空虚之中，自由自在地运行着。史籍中关于宣夜说的记载现在只找到两条，其中一条还是斥责它"绝无师法"的。这种说法与现代宇宙论颇有形似之处，所以往往被作适当发挥之后，成为中国古代最先进的宇宙学说。然而，宣夜说认为日月星辰自由自在地运行，所以对它们的运行规律也就无从谈起。这种对天体自由运行的夸大，使得宣夜说无只字片言谈到对天地结构的定量化描述，所以严格地讲，宣夜说还不能称作为一种宇宙学说。 　　上述三家之外，还有三国时吴太常姚信所在"昕天论"，东晋虞耸的"穹天论"，晋虞喜的"安天论"，都不能称为严格的宇宙说，对后世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只有浑天、盖天两说，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宇宙学说，而且两说各有合理成分，都没有完全被抛弃。 　　在中国古代，盖天、浑天之说，圭表、浑仪等器，以及天文历法之操作规则，这些都是为着一个致用的目的──为王权服务。然而赋予这个致用目的以一种神秘、庄严、威严，以致人人相信它的有效性的，是古代深入人心的天学思想──天人合一。这里的"天"是被用来指整个自然界，它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并非象近代科学的"客观性假定"中那样是无意志、无情感、可认识的客体，而是一个有意志、有感情、无法彻底认识、只能顺应其道、与之和睦共处的庞大而神秘的活物。它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天地相通和天地对应。 五数理天文学成就──历法 　　中国古代历法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日、月及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就此研究内容而言，称中国古代历法为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是恰当的。史籍所载中国古历前后近一百部，其中获得官方正式颁行的五十余部。各部历法在具体内容和治历方法上有承袭，也有变革，绵绵两千余年，作述不息。令人叹为观止。要而言之，中国古代历法的中心课题可以归结为两个：原理和数据。原理是指日、月、五星运动规律在历法中得到的反映；数据是指历法对日、月、五星运动的数值描述。历法之疏与密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根据原理和数据这两个要素，对中国古代历法作纵向考察，可以按时间顺序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两汉魏晋南北朝历法；（2）隋唐两宋历法；（3）元明历法。 　　传说汉代以前有所谓的先秦古六历，然而对它们的真伪，便是古人也早已怀疑。汉武帝时修的《太初历》是中国古代有明文记载的第一部历法，但已不传。西汉末刘歆所作的《三统历》是第一部被完整保留下来的历法，但学者们认为它几乎就是《太初历》的翻版。《后汉四分历》虽经反复修改，但并无实质变化。直至刘洪《乾象历》，引入月亮视运动的不均匀性，算是一大进步。此历并未颁行，至魏晋修历时其先进方法被采用。南朝何承天《元嘉历》在实测数据上有所改进。祖冲之所造《大明历》则试图从改变闰周和测定冬至点入手，提高历法精度，但由于政治原因，其法不得施行。 　　隋张宾《开皇历》依何承天之法，微加增损而已。而刘焯的《皇极历》根据北齐张子信发现的太阳周年视运动和行星运动不均匀性，引进定气；采用定朔、岁差；还运用先进的数学手段解决计算问题。所有这些先进的原理和方法的运用使得《皇极历》成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上的历法。同样由于政治原因，其法不得施行。但时人称其为精密。唐初《戊寅历》和李淳风《麟德历》虽然行用一时，但它们的成就均不出《皇极历》的范围。直至一行《大衍历》，在对天体运动的理解、实测、计算技巧方面，都有重大革新，使得《大衍历》成为中国古代历法史上冠绝一时的好历。南、北两宋颁行的历法共有十九部之多，然均无重大突破。 　　《大衍历》之后，元代郭守敬等人的《授时历》成为中国历法史上的另一座高峰。经过前后数百年的努力，历法所反映的天体运动规律，即治历的基本原理已被古代天学家们大致掌握，欲使历法有所改进，惟有在数据及其处理方法上下工夫，《授时历》便是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并获得成功的典范。其基本数据全凭实测，打破古来治历旧习，开创后世新法之源。明代遵用《大统历》，其法沿用《授时历》。 六研究目的──功能及性质探讨 　　前面说过，交通天地人神只能由皇家垄断，那么反过来讲，能够交通天地人神的人方能为王。其实这与人们较为熟悉的"君权神授"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沟通天地人神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在古代正是天学，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古代天文学（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我们通常把中国古代天文学称为天学）。因此，对于朝廷和帝王来说，为了替自己的政权提供合法的依据与象征，建立皇家天学机构决不是一件科学方面的事务，而是政治上的头等大事之一。另一方面，为了不让旁人也获取通天手段，就要对天学施行严厉的垄断措施，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历代王朝对"私习天文"所颁布的厉禁。 　　这里的通天手段──天学，通俗地讲就是星占学。中国古代星占学的特色特别强烈，它专以战争胜负、年承丰歉、王朝盛衰、帝王安危等军国大事为占测对象，可以称为"军国星占学"。这与预测个人穷通祸福的"生辰星占学"绝然不同。在古代中国的天学运作中，星占学实质上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因此天学的政治、文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星占学的政治、文化功能，这在下面的论述中将清楚地看到。 　　中国古代天学与皇权的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它在政治运作中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由于"君权天授"、"天命转移"的观念在古代中国深入人心，因此每逢改朝换代之际，被认为必有天命的转移。而天命又是由天象来显示的（当然要由天学家对此作出阐释），故一些特殊天象乃至大气，常被视为改朝换代的征兆和天命转向新王朝的证据，郑重地加以利用。这类事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胜枚举。如汉高祖刘邦进入关中时，被说成有"五星聚于东井"以兆示他将成帝业。即使在社会安定时期，异常天象也回被用来鼓动野心家问鼎。比如汉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因大彗星出现，听信方士之言，以为自己可能有天子之望，遂准备谋反。 　　当新朝得天下之后，天学家们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即为新朝提供新的历法。因为在中国古代，奉谁家的正朔，即使用哪一种历法，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特别是当有多个独立政权并立时，一个政权用哪个王朝的历法，就意味着承认该王朝在理论上的统治权。所以当新王朝统一天下时，必然要采用一种新的历法颁行天下。 　　在中国古代被赋予星占学意义的天象中，绝大部分都是凶兆──即上天对人间政治黑暗或君王无道的谴责和警告但是要利用天象来歌颂圣明、粉饰太平，天学家们仍然不会束手无策。因为一方面，还有少数吉祥的异常天象以及大量被称为"祥瑞"的自然现象可资利用；另一方面，将"不吉"的天象解释成其他意义，或宣称不吉天象因帝王的德行而消失，同样可收歌颂升平之效。历史上这类粉饰太平的事件也很多。利用天学还可以打击政敌。如北宋郭天信，利用天学使重臣蔡京被黜。 　　由于将异常天象视为上天对人间政治黑暗、君主失德的谴责和警告，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深入人心，大臣和君主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这一观念，这就使得臣下可以借用天象来谏劝君主，这样做有时可以收到比直言批评更好一些的效果。同时，当出现不祥的天象时，君主以己身承担天谴，被认为是"有德"的表现。而史志中记录的大量"史传事验"，构成在政治上进行道德教化的材料，为统治阶级的行为提供某些规范准则。由于古人认为天象对军事行动有直到意义，因此，异常天象的出现可能影响军事行动，乃至称为决定战争的胜负重要因数。此外，天学还对古代中国的建筑、墓葬和文学都产生过影响。 　　天象记录本来是皇家的星占学档案，而星占学又是专为古代中国政治服务的。在封建专制极权统治的政治运作中，尔虞我诈，黑暗凶险，遂有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天象记录或谎报天象之事。对古籍中那些不可回推的天象比如客星，我们现在无法得知其是否为古人伪造。但对行星之类可用现代方法回推的天象，我们现在可以知其是否为古人伪造。比如历史上著名的使得汉丞相翟方进被迫自杀的所谓"荧惑守心"天象，从推算得知，竟然是假的。 七中外天学交流及影响 　　古代中国天学中的十二辰与十二次，都是对周天黄赤道带的十二等分，这与西方的黄道十二宫极为相似。而黄道十二宫之制创始于古代巴比伦。于是欲论古代中外天学交流，不能不涉及十二辰与黄道十二宫的关系。郭沫若曾对此作过深入研究，他从文字、图形、语义、字源、发音等方面进行比较和考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十二辰本来就是黄道周天的十二宫，是由古代巴比伦传来的。同时古巴比伦天学中的"三十一标准星系统"与中国的二十八宿体系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近年对双方的数理天文学内容的研究表明，在现已拥有的证据之下，将巴比伦天文学与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视为两个独立起源的体系，比较稳妥。 　　巴比伦天文学确实曾传入中国，不过那是随着佛教东来，这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天学交流；第二次大规模的中外天学交流则得助于蒙古人的军事扩张；第三次是随西方传教士而来，且影响最大，最终使得中国古代天学被西方天文学所取代，揭开了中国全面向西方学习的序幕。 　　印度天文学传入中国，可以上溯到东汉末年。其中佛教僧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汉晋南北朝时期，许多重要的天学家都与印度七曜术发生关系。隋唐两宋时期，七曜术仍在中国广泛流传。直到宋朝灭亡，七曜术才告沉寂。可惜史书中所列的大量七曜术著作，都未能传世。所幸在汉译佛经和敦煌卷子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有关文献，使我们得以大致了解其主要内容。此外，传入中国的还有《九执历》、《符天历》等。印度天文学家如著名的天竺三家曾供职于唐朝天学机构，其特点是能准确推算交食。印度天学包含有古希腊天文学成分，比如360度圆周划分、六十进位制计数法、黄道坐标系统等，但并没有对中国传统天学产生什么影响。印度天学之所以风行数百年，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中国本土所没有的生辰星占学，使得上至贵族，下至庶民，皆可以借助于它来预卜自己的吉凶休咎。并且，它们可能与中国后来盛行的四拄八字算命法有着某种关系。 　　成吉思汗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在他身后，占据中国的元朝与欧、亚诸汗国先后并立，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元代中国与伊斯兰天文学的交流接触，在忽必烈时代达到高潮，但在此之前，这种交流早已在进行。比如耶律楚材、丘处机等在中亚的天学活动都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反之，伊斯兰天文学家在中国更为活跃，如札马鲁丁进献西域天文仪器七件，并在元上都主持回回天文台，与大都从事中国传统天学工作的汉儿司天台并存。直至明洪武年间，代表伊斯兰天文学的回回司天监仍与代表中国传统天学的司天监并存，三十年后才被撤消，但钦天监中的回回科则一直保持。此外，明朝还组织翻译了一些伊斯兰天文学书籍。 　　明末传教士西来，传入西洋历法。徐光启等首先学习西法，主持撰成《崇祯历书》。无奈大厦将倾，新法未及颁行而明亡。满清入关，任命西人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汤删改《崇祯历书》作成《西洋新法历书》。清政府将其颁行，称为《时宪历》。《时宪历》所用原理和数据全部依照第谷的地心行星体系和他所测定的天文数据。乾隆七年重修《时宪历》，称为《癸卯元历》。它放弃了小轮体系，改用地心系的椭圆运动定律和面积定律，并考虑了视差、蒙气差的影响。《癸卯元历》行用至清灭亡。清代所用历法全源于西方天文学，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各学科之西化自天文学始。 八中国古代天学的特征 　　致用性质　　致用性是中国古代天学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府常设专职的天学机构和专职的天学人员，始终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从事天学研究。虽然如此，在中国古代天学中却几乎从来没有产生过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探索，即从来没有超出其实用目的和服务对象之外的研究工作。 　　2. 天学被赋予这样一种意义，对天学的垄断标志着政权的确立。因此，虽然历法主要是一种精密的数理体系，但在统治者、天学家和所有其他人眼里，颁历就是行使权力的象征。对历法的精益求精也是出于星占的实用目的，而不是基于科学的考虑。 　　3. 天学家对天空勤勤恳恳地观测，记录了大量天象。虽然这些天象记录现在可以为科学研究所利用，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星占学。不讲职业道德的天学家甚至伪造天象以达到其政治目的。 　　代数方法　　代数方法的使用是中国古代天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古代近百部历法中，所有的推算方法都用文字叙述的形式表达出来。历法中每一个基本量就是一个具体的数据，每一种推算方法就是把各种基本量代入用文字叙述的代数表达式，进行混合运算后，得到一个导出量，这个量或是最后结果，或还要进入下一步运算。这种代数方法的一个缺点是，历法中所涉及的每个基本量只有特殊性──只能取该历法给定的数据，而没有普适性。这样使得许多方法的继承性很差，并且不能深入揭示天体运行的内在规律（难以想象开普勒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等能用这种办法发现）。二是宇宙学模型。盖天和浑天说中对宇宙结构的尺度从来没有明确、真实的描述，可以说中国古代从来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几何宇宙模型，所谓浑天和盖天说都是代数式的。中国古代天学的这种基本特征，即使在有外来几何概念的影响下也丝毫不变。

欢迎光临中塔塔罗网 (https://www.chinatarot.com/)